正如前面提到，我国现在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 其范围、数量、危害性为举世罕见，这种现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有假冒伪劣商品侵犯消费者生命权、健康权的情况），对守法的经营者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在打击制假贩假的几种手段中，行政部门因人力物力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制约，并没能将假冒伪劣商品彻底消灭，往往是“工商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消费者打假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恰好是行政部门打假的有效补充。

《浙江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经营者因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承担加倍赔偿责任，不得以消费者购买数量过多为由免责后，消费者可以据此获得惩罚性赔偿，这对于打击制假贩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经济分析学家认为，只有在造成损害所承担的费用超过了损害，才能够督促行为人采取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起到损害发生的防止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具有财产的人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的经济实力差距悬殊，不重罚不能使有财产的行为人接受教训，甚至不能剥夺行为人获得的利益。这就难以遏制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3]如果只适用普通民事法律中的一般损害赔偿，只具有补偿性（等额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双倍赔偿），对打击制假贩假不利。

三、两难选择

然而，《浙江办法》第五十一条虽然有上述积极作用，却引起了学者的争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梁彗星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即便是浙江省的法官，判案时也不一定会以这个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因为商品买卖是一种合同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并优先适用《消法》的规定。按照《合, 同法》的规定，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委规章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根据。事实上，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像赔偿这种基本的民事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规无权规定。如果浙江的这一规定导致了认同“知假买假”，那也只能说这个规定是无效的。[4]笔者基本同意梁教授的观点。实际上，这包括两个问题，分别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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