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承认社会的各方成员都是理性的，他们总是在各种可能情况下寻求最佳方案和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遵守诚信能够实现这一点，他们就会选择遵守诚信；反之，他们就会另寻他途。当遵守“游戏规则”获得的利益不足以弥补代价时，他的自然选择就肯定是不遵守规则；当不遵守规则所受的惩罚是他所不能承受时，他的选择就是遵守规则。

诚信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应有多个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催生。在其生长过程中，政府、行会、信用中介机构、信用消费者这四个层面的作用因素都不可或缺。

从政府来讲，当信用体系缺失混乱之际，应通过立法，加强市场秩序的规范，建立公正的管理体系，强化合同制，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保护公众对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只有这样，才能给经济主体以持久经营的信心，减少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为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开辟空间。

从行会来说，市场活动中，不免有大量失信、失范的行为，对此，政府若欲统揽解决，必然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更糟糕的是可能还会扼杀了民间社会的“自净”能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由企业自行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就能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起到规范诚信的重要作用。其实，行会自身就是一个诚信团体，其灵敏、专业、有效程度，往往为政府职能部门所不及。它不仅能准确记录企业的诚信信息，更可以凭借“准入制度”，形成一套失信者的退出机制。

从信用中介机构而言，民间的信用中介机构在中国仍处于草创时期。目前，国内大多数经营者还未养成在谈生意之前，先调查对手信用状况的习惯，更没有意识到信用记录也是信息，也可以出售营利。其实，作为商业机构运营的信用中介机构，正是诚信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中介机构在为咨询者开出信用报告后，要负信息准确的责任，造成客户经济损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就给信息的真实性提出了一套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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