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编词典一样，现在编教材也是形同儿戏。我们的教授、副教授，很少没有不编教材的。所以，我估计中国的大学教授、副教授大概90%是教材教授、教材副教授，也就是靠编教材而评上的高级学术职称。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教材大概有500种左右，最新的统计数据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已经有1600部，我估计法理学、民商法的教材也得上百种了。那么，为什么大家把编教材当成评职称的捷径呢？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编教材变成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互相抄来抄去，最后究竟是谁抄谁的，用刘宗绪教授的话说，考证不清楚了。几年前，《中华读书报》的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作采访，其中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就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他说还不如叫“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呢！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在座的在内，我们差不多都是上过这些“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的当的。

学术界确实也有一个沙尘暴侵蚀和危害的问题，也有一个怎样保护学术生态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感到环境保护不了，社会和经济无法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更不可能。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大家都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在这个共同体中，应该有大致认同的价值取向、有大致相似的学术激励与惩处机制，还应该有大致认同的游戏规则。这些就是“学术规范”。离开了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我赞成卫国教授的观点，即政法大学应该有条件成为遵守学术规范的模范大学。因为我们是一个以法科为主的大学，而在法科人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不懂得知识产权，也不应该不尊重知识产权，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二 学术积累、学术交流与学术创新

有一句老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学术规范体系中的学术积累与学术交流以及学术创新的辨证关系。我们这些年来，作品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但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扔一个，低水平重复。这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方说，校方规定的硕士生、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就属于逼良为*的制度性因素。还有的是学生不晓得什么叫合理借鉴、什么叫合理引用、怎样构成抄袭剽窃？真理往前多迈了一步，可能就犯规、甚至栽跟头了。我觉得主观上应该检讨，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做导师的都有重大的学术责任。导师，并非意味着在每一个专业领域都站在最前沿，但他应该让学生明白做学问的最基本的底线伦理，比如学术研究中不能闯红灯，这是做老师的应该教给学生的。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有很多老师一辈子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书，但照样带着一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因此他只能“放羊”。这差不多就是误人子弟，而且这种情况也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因为就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事实证明也有一些博士生导师是抄袭剽窃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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