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我们政法大学对门的石油大学请我去给他们的教授培训班讲学术道德问题。我当时先问在座的有没有南京大学的校友？没有一个吱声的，我把南大的追求排名、热衷量化以及抄袭问题数落了一通，当场有个教授抗议说：杨教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南大！我说，你们南大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论文，要求博士生在国外发论文，都是从南大开的恶例。这个风现在刮遍全国，恶贯满盈。我说：南大和复旦争一争二就不得了了，怎么能争过北大、清华？但是，前些年它楞是说自己所谓的SCI排名第一。去年南大发生了一个丑闻：一个本科生在国外的SCI期刊上发了八篇文章，被美国的数所大学录取，被南大树为“标兵”，但事实上这个本科生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写作什么论文，都是他那在北师大物理系当教授的老爸写的，但儿子署名第一作者。这叫“上阵父子兵”。我觉得不光是南大，其他高校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高校，都应该反思。为什么现在的论文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差？据说，北京某高校有一个搞刑法的教授，平均每周都要发一篇论文。可是，这样一来，论文还能叫论文吗？现在关于教授，有种种不怎么中听的说法，比如，“博士不如狗，教授满街走。”再如，有一本《所谓教授》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说：“所谓教授就是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我在两年以前一直特同意这些说法，因为本人那时一直是副教授。现在我也是教授了，但也不反感这些说法，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

学术抄袭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无从谈起。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科，包括法学，基本上跟国际主流学术界是不接轨的。不过，自然科学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学者们又常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应该说在主流上还是接轨的。但即便是自然科学，也不妙。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据《光明日报》2004年7月9日报道，在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中，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在前100篇中，只有两篇；前1000篇中，只有四篇。所以，邹承鲁院士呼吁：“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应该说，这些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在学风建设上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他们地位高，名气大，登高一呼，即可产生积极效应。

另一个问题就是粗制滥造。说到粗制滥造，大家一定知道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他编了很多词典，最有名的叫《语言大典》，有15斤重，在人民大会堂搞首发式，被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但就是这本《语言大典》，不仅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而且还有大量的胡编乱造。在座的肯定有穿牛仔裤的，在这本词典中，王先生对“二流子”这个词的解释就是：“没有牛仔经历而穿牛仔裤的人”；对“鬼使神差”的解释是：“由神和鬼派的使者”；什么叫 “不破不立”呢？他的解释是：“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破案的就立案，不能破案的就不立案”。《语言大典》里还有一个词——“牛鞭”，他说这是“用公牛阴茎制成的鞭”。这个王先生真是“可乐”，跟我们开了不知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王先生十年内编了25部词典、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王先生是湖南人，有的湖南人很魁梧（像毛主席），也有的个子不怎么高，王同亿先生1.6米左右，他请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为他拍了一张照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标题就叫“著作等身”，因为他编的书摞起来同他一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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