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硕士学位获得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不难的，包括在北京。十年后的今天，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学法学的，想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十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急剧扩招的结果，确实是泥沙俱下，大家都有硕士、博士学位，都要找工作。北京本地的找，外地的也来北京找，就造成了这种硕士毕业难就业、博士毕业就业难的“人才过剩”的形势。我想，再过五年八年，单纯有个高级学位已经不灵了，而是要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哪个系科毕业的、导师是谁，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会更重要了。为什么？就像我们的许多产品不过关一样，我们培养的有高级学位的人才，事实证明，也有不少不是放心产品。

我举一个例子。十年前，在一批学界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编了一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的是1981-1994年的博士、硕士论文，共200篇。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论文会有抄袭剽窃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这200篇论文在学术上基本上是信得过的名牌产品。这套书在1998年初版，浙江教育出版社第二年就重印了，反映不错，于是他们就请我负责编辑该书的续编，主要是选收1994年到2000年的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选一部分1994年以前的），在专家推荐、作者投稿等多种方式初选的基础上，我最后选了150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的问题。大家知道，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位论文，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免检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学位论文，既有导师的指导，又有作者至少一年多的时间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努力，还有外部的专家评议、内部的专家答辩，校学位委员会把关，最后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关授予学位，按说学术质量应该是放心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本来我准备收录一篇中国人民大学获得2000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作者也同意授权，并把论文电子文本传给了我，但我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注释问题。这位作者采用的是芝加哥注释模式，比如说，他在行文中注明是“弗里德曼 1959：98”，但是，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却死活找不到对应的相关文献，我估计这可能是张冠李戴了，也可能是把转引变成直引了，并且还不止一处。后来我就对作者说必须修改，否则体例这一关就过不了，但作者说当时正在搬家，没有时间改，那我就说对不起，抽掉了。

《文库》（续编）已经在最近出版了，但到现在我还如履薄冰，因为从1994年到2000年的时候，学风问题已经越来越不好，2000年之后就更加严重。在座的，除了原来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外，可能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兄弟院校，包括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的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的情况的。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跟抄袭剽窃过不去啊？大家都是学法律的，一定都知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就是智力劳动成果。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抄袭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但就是人民大学的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士论文，恰恰被证明是抄袭剽窃的，这位老兄后来到北大做博士后，因为东窗事发，只好把他除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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