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提到，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户科赈济类的史料，与养济院有关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康熙年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料在编纂《乾隆大清会典》之前可能已经散佚。顾及这一点是因为两年前，我在阅读中朝关系史史料时得知，负责清朝对外事务的官僚们常常引以为据的档案在乾隆年间已经散失。如果确实存在着养济院档案散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这一情况，而且倘若今后发现了有关的档案史料的话，就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增订。
　　现在，在中国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都在积极地展开。今后，在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上将会更多地利用档案史料。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本书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但是，对于著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吗?
　　在本书的执笔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帮助。除了上述从事与善会善堂有关的研究的各位先生之外，特向丁义忠先生、居蜜先生、任道斌先生、王鹤鸣先生、朱金甫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谨向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的范金民先生以及从事了这一困难的翻译工作的伍跃先生、杨文信先生和张学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夫马进
　　　　　　　　　　　　　　　　　　　2002年4月7日，时逢54岁生日




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现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力作。作者借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中国明清以来直至民国的善会善堂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折射出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萌芽问题和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
　　本书资料翔实，作者不仅广采方志、文集、日记、慈善书、实征册、而且大量利用征信录、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因而获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译者为相关领域学者，译文准确可靠。



简短评论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极高的重视。作者借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市民的公共性”概念，对中国明清以来直至民国的善会善堂的历史、演变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折射出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萌芽问题和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不过作者也指出：他在研究中并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是“市民的公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完全一致的。作者认为，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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