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1990年，我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得了赴美研究的机会。当时，我了解到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正在进行着可以称为“寻找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中介绍的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的著作也正是我在赴美期间阅读的。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AS)的年会上，首次见到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并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情景。那时，罗威廉教授亲手给我即将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6卷第3期(1990年)上发表的新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而且，我当时还了解到1962年用德文首次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直到1989年才有英译本问世，罗威廉教授就是在该书英译本出版的刺激之下发表上述论文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该书日文译本的出版远早于英译本问世的1973年，这一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界的特异性。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不仅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刺激，也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的学者们。1992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振常教授将他于1991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亲手给我，该文就是以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为前提论述近代上海的。根据我的印象，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开始讨论“公共领域”问题，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从本书的日文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出现了很多与本书有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我想尚无必要对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修订，除了表达上的个别问题之外，中文版中做了较大修改的只有第八章的注释（51）(本书页437)。其原因请参见该条注释及其所引拙稿。此外，中文版还新增了征引书目。
　　以下两点是在日文版执笔时如果知道的话必定会写入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蔡元培所著《清节堂记》。曾经声援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家蔡元培和他所撰写的《清节堂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曾感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过该文是否果真是蔡元培所撰，并曾经设想该文写于清末，而且是胸襟恢宏的蔡元培受故乡绍兴府的熟人所托、不情愿地为嵊县清节堂撰写的。在本书出版之后，我读到了蔡建国教授所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得知蔡元培撰写《清节堂记》至少是因为存在着他无法回绝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1岁丧父之后，是慈母历尽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受到了慈母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蔡建国教授的著作时，脑海中几乎完好无缺地重叠着蔡元培和他母亲以及在上百年前构想了贞苦堂(清节堂)的考据学者汪中和他母亲的身影。倘若我在执笔以前稍微留意一下幼年时期的蔡元培，肯定会在叙述汪中的贞苦堂构想时提到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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