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提议，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被正式提上日程。中文翻译分别由伍跃教授(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杨文信博士(香港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三人担任。这三位翻译者不仅具有很好的研究和日语能力，而且他们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都曾经听过我讲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在他们之外很难再找到如此合适的翻译者。因此，我立即同意了范金民教授的建议，翻译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如同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本人开始这项研究是在1979年或1980年初，首次发表有关论文则是在1982年。那时，无论在哪里都根本无人提到“善会、善堂”。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而且我当时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最快还要等上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地球实在是太狭小了。直到1988年，我才知道美国的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博士于1987年发表了关于明末同善会的研究论文，而台湾的梁其姿教授则早在1984年就发表论文，讨论江南地区育婴堂在清代初年诞生的问题。梁其姿教授原是在香港和法国专攻历史学并从事研究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三人都可以称为在“中国”(中国大陆)以外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据我所知，“中国”(中国大陆)学者正式开始考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当属陈宝良教授(1996年)。此外，在日本广岛大学留学的王卫平教授(苏州大学)提交了包括有善会善堂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97年。在今天的日本，比我年轻的小浜正子教授(鸣门教育大学)和吉泽诚一郎教授(东京大学)等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将善堂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现今的研究状况与根本听不到“善会、善堂”的1980年前后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本书的“序论”中，我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J．Habarmas)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也提到过这一研究的动机，其一是对中国前近代地方自治萌芽问题的关心，另一个则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最初阅读哈贝马斯所著《公共性的构造转换》(细谷贞雄译，东京，未来社，1973年)的时候，恰恰是我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前后。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间是由于以下原因。因为告诉我这本书的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野村雅一教授，他于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共同研究班，而我本人正好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们聚集的研究会上，根本不会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我被该书中所论述的“市民的公共性”所吸引，立即感到可以将这一理论和我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善会、善堂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在研究中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是我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尚不能全部理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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