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庶务，陈宏谋从来都是亲自了解情况、摸索经验，并从点到面进行推广。在其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仅一直身体力行洋溢在《从政遗规》中务实精神，而且以自己的躬亲实践去诠释这部有关官员道德教化的书籍。



三、《从政遗规》与吏治



仕风吏治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社会的稳定，陈宏谋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就有如下之论：“凡百风俗，自上及下，而转移之机，全在于上，欲端士习，先清仕习”（24）。所谓“转移之机，全在于上，欲端士习，先清仕习”，就是强调官场习气对整个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乾隆统治前期吏治问题就已经相当突出，陈宏谋在编辑《从政遗规》时收录了大量关于为官清廉的格言、语录，诸如“居官以清廉为最”（25）、“君子不亲货贿”（26）、“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27）“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知为昏，变恩为惨，清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财之于人也，犹腻之于物，而不可涤者也”（28）。他反复强调：贪图财物的后果，就像洁净的衣物沾上油渍一样根本无法洗掉。

一个官员如何对待钱财，说到底是个做官动机的问题——做官是给别人办事还是给自己谋好处。陈宏谋对薛瑄在《要语》中引用文中子的话——“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印象颇深，他也以此为话题进行过论述：古代的学者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充实自己，出去做官是为了给别人办事；现在的人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给别人看，做官是为自己谋私利。正像文中子所说的：“古之仕也养人，今之仕也养己。”如果以“养己”为出发点，“明知其于民有益、于己无益，亦不肯为”（29），或者是“不问执掌尽否，兴利除害几何，百姓安危”，只关注“何时升转，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无”（30），而把心思放在谋得肥缺上。

陈宏谋非常赞赏“仕非为贫”的观点，不能为了摆脱贫困而去做官，一旦心怀此念就会产生做官发财的念头，而变得“患得患失，何所不至哉”（31）！更严重的则是，还会堕落到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身享受的地步，就像王朗川在《言行汇纂》所揭示的：“我以之适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华体也，而民以之剥肤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卷田庐也，我以之纳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32），把自己的享乐建在百姓流血流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上。

出于防微杜渐，陈宏谋特别提倡“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一点一滴做起，“因事因人，随时随地，一切引人于善，禁人为恶”（33）任何一件小事“日计不足，月计有余”（34）。他更提倡收受下属礼物要特别谨慎的做法——“受所部送馈及赴会，如送馈果食之类，则受，仍当厅对众开合子，置簿钞上，随即答之，馀物不可受”（35）。在陈宏谋看来，拒绝接受贵重礼物是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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