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即位之初的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颁谕各省督抚：指出各省所报开垦亩数，其实并未开垦，名为开荒，实则加赋，已成累民之大害。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陈宏谋也再次提出广西垦荒不实的问题，疏劾金鉷“欺公累民”，并请求豁免广西虚报垦荒地亩的钱粮。为尽快解决问题，他在乾隆二年（1737）给皇帝上密奏，请求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但陈宏谋的密奏不仅未引起乾隆的重视，反而却引起反感。在乾隆看来，陈宏谋作为广西籍的官员屡陈广西之事有沽名邀誉之嫌，如不惩处“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陈宏谋因此而受到降职的处分，从云南布政使降为河间知府。

在经历不公正的降处后，陈宏谋再去体味《宋贤事汇》中所说的“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就会由衷感到：只有“于一切毁誉爱憎，纤毫不挂”，才能把先贤的教诲付诸实践，从而“为子孙黎民造福”（7）。受到降处的陈宏谋感慨万千，他由衷感到要实践“以君心为心，承顺不忘”（8）是何等的艰难。敦促解决广西省的垦荒不实同乾隆治理垦荒中的弄虚作假，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以君心为心”；然而受到降处的恰恰是“以君心为心”的陈宏谋。

剔除前朝的弊政、刹住虚报垦荒的势头，的确是乾隆心中所想，但这只是“君心”的一部分，而对官员、以及致仕归籍官员过问原籍事务的忧虑、“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却又皇帝的心中所虑。乾隆对官员以及致仕归籍官员过问原籍事务特别反感，从来都是不管是非曲直而把惩罚加在反映原籍问题的官员或致仕归籍官员的身上，陈宏谋正是由于触犯了乾隆的心病而惹上了麻烦，“君心”难测，自古如此。

金鉷虚报开荒地亩并未受到雍、乾两帝惩处的现实，使得陈宏谋进一步意识到吏治问题的严重性；而自身所经历的蹉跎则使他得他的头脑更加冷静、清醒，有了反省自己、审视官场的时间与空间。前人关于道德修养的著述，在他的思想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所谓“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若无物者，盖缘只见得道理，不见那刀锯鼎镬”，“看得道理重，故见道理不见刀锯鼎镬”（9）。不是看不到威胁，而是认为坚持道理比个人遭受荣辱要重要，这是能做到“视之若无物者”的核心。严峻的现实使得他进一步意识到：“古训之不可一日离也”，需要“随时考镜”，“以此自勉”（10）。与此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一个升华——“严利义之辨，观物我之源”，“本爱民之实心，行惠民之实政”，以便“推心理之相同，以尽治人之责”（11），“心地日就光明，规模日就宏远”（12）。一部专门针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的文集——《从政遗规》的编辑，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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