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汉律考•律•九章律》条云：“孝文之时，齐太仓令淳于德有罪征诣长安。”此语中所及乃汉文废肉刑故事，其人曰“太仓令淳于意”，此为《史记》与《通鉴》所共同。《汉书》则称“淳于公”。解者以为因其官“太仓令”，汉世“令”亦称“公”，故称以“淳于公”。窃谓或其然也，亦不必然也。窃以为，汉之时，“公”亦为一敬辞，如《史》《汉》所记“胶西盖（音ge3）公”，即以百姓而为史家称“公”之例。又如上及“鲍公”，职官司徒，而史称“鲍公”，亦为例。淳于氏乃一代名医，时人以“仓公”称之，《史记》著《扁鹊仓公列传》记其事，至班孟坚称以“淳于公”，正所以示敬也。考诸旧史，其人名作“淳于意”则为无疑之定案矣。原刊“淳于德”，勘校点对而未改，不宜。商务此旧误亦为中华本所因。
同条又引《唐律疏议》云：“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此中“魏文侯师于李悝”一语确为《唐律疏议》之原文无误。然同条之前一则引《唐六典注》云：“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书，造《法经》六篇”。其中所言略有异同，有其可考者也。试论之如次：
李悝造《法经》六篇，似已为国朝法律史家之铁案定论。然依《唐律疏议》之旧文说解，则造《法经》者原非李悝，乃魏文侯也。又，使《唐六典注》“魏文侯师李悝”之“师”字作名词解，则造《法经》者为李悝；作动词解，则当为魏文侯。此中载记或有隐情欤？
太史公广集周秦典籍故事，成千古《史记》，中记魏文侯师事三贤，亦有其师礼李悝之记载。然《法经》为孰人所造，却未为太史公所言及，即《法经》一书，似亦并未提及。《汉书•刑法志》对此亦未着片言。（是故可略推知，有汉之数百年，史家似并未认《法经》之作为国史一重要问题。此关乎周秦先汉时所谓“文教”以及所谓“大传统”之文化身份问题，于此文无紧要关系，不论）。正史于此有详确记载者，首推《晋书•刑法志》，其文曰：“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此为李悝作《法经》确凿无疑之记载。然《晋书》之修，其局部因隋时旧文，其完成乃在有唐太宗之世。《唐律》之修亦始自太宗之时。至《疏议》之成，亦去之未远。且《唐律疏议》之刊布，乃确在《晋书》修成之后。为修《晋书》所搜罗之古著旧籍，彼时或尚可得见，内中有记载《法经》成于魏文侯之手而为作《疏议》诸臣所信而采录者亦未可知。职是之故，修《晋书》之诸臣，于此问题尝有其取舍裁断，推可知之。作《疏议》诸臣于此亦自有一番取舍裁断，亦可推而知之。然不必能依此一裁断而全然否定彼一裁断，亦可推而知者也。信传信，疑传疑。于此问题，窃以为亦当循此成法，暂且并存二说为宜。前贤张荫麟先生于《中国通史•上古部分》则别作一折衷之说，其说之大略云：李悝为《法经》之作者；魏文侯师事李悝，乃以此《法经》六篇为蓝本定魏之法典，后世不得其传尔。此说如何，暂不作论。要之，《法经》之作，乃吾国法律史上一件大事，然以现有诸家记载考量之，此中情伪原不甚分明。此为学者所宜知者也。程树德氏或秉“疑传疑”之法则，未作申言，宜也。然勘校者于此等紧要处，何不案而略述之？中华本全然因仍商务之旧有，窃不以为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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